我们到底在怀念“五四”什么——独立之精神

图书推荐·《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

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工作繁忙所以这本书前前后后用了三个周末才看完。不得不说，大受学习，很长时间我都在好奇，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四运动”。

从历史规律上讲，哪怕没有“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也会在中国发芽生根，这应当属于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还是处于“百家争鸣”之中，任何一种制度理论都是处于争论探索阶段。所以，我们到底在怀念什么？

一、知识分子存在追求：独立精神

五四运动或许是第一次，中国“知识分子”有别于“政治体制”的精神独立。

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囿于“士”阶级的自我捆绑——读书是为了入仕。所以，面对着权力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有组织的依附”——就像“唇亡齿寒”“皮毛共存”。

在这一背景下，真正的对于“人”的探索可谓是微乎其微，而缺乏这种“人道主义”或者“人本主义”之精神，知识分子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精神独立。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时，往往会沉浸于鼓瑟共鸣，享受自身阶级所带来的权利优势，对于周期性的自然灾害充耳不闻，对于“他者”缺乏同理心的关注。当溺于苦难时，又会宿主与佛老之学，期待着能在未来某一天重新得到圣上垂青。

这种“仕途观念”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是脱离于人民群众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建国以后毛主席十分重视对于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

但也不得不承认，外力的强迫无法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带来从内而外的改变。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就是“利己”而非“利他”，这也是为什么哪怕是近代的大学者胡适也没有摆脱追求“体制”的仕途轨迹。

二、我们从俄罗斯学到了什么？

而俄罗斯正好相反，19世纪20年代，受法国革命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一部分进步青年军官起兵造反，最后被沙皇镇压，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随后，俄国社会进入一个最压抑专职的历史时期，于是诞生了很多“多余人”题材的文学作品。

“多余人”是一个批判性的，也是一个悲剧性的文学角色，他的局限性表现在远离人民和情感枯竭，他们对生活毫无激情，在厌倦灯红酒绿的生活之后又以自我放逐的生活方式“惩罚”自己。

在“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真正的觉醒，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认真地思考俄罗斯大地与俄罗斯的百姓的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种超越民族、跨越阶级的思想独立，摆脱了“多余人”的精神困顿。

这也是为什么，包括别斯图热夫（马林斯基）、奥多耶夫斯基和丘赫尔别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无论是在沙俄时代还是斯大林时代，无论是西伯利亚的流放还是古拉格的苦役，无论是自由写作还是禁止出版，他们依旧那么高傲。

或许，面对苦难依然保持独立人格的气质，正是俄罗斯这个民族能不被困难所打倒的根源所在。

这种迥异于传统的气质才正是鲁迅期待的。

三、中国与当下知识分子的“半”觉醒

五四运动应当是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个单独群体发表政治观点的时刻，这是伟大的，但也是“到此为止”的。

时至今日，随着种种原因，或许是“大环境”不好，或许是传统观念的作祟，建国后因为种种历史愿意，受制于“档案”“户籍”“组织”等制度性束缚，知识分子与独立之精神逐渐渐行渐远。

这种疏离感并不只是体现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随着中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当下中国社会的“半觉醒”状态也愈发明了。

其实这就回归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会说读书是为了有一个好工作、娶一个好老婆、买一套大房子、生一个争气的孩子。

但人们却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在读书的过程中，“个人”、“社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种“约定俗成”、“从古至今”的男权观念从未被中国社会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质疑过。而这种“规训”其实就是一种尚未完全“觉醒”的表现。

可是如今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进入瓶颈期，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走向尽头，蓝领工作愈发稀缺之时，当我们面临脱去“孔乙己长衫”的可能性愈发增大之时，这个社会是否能给予年轻人更大的宽容，更大的认可——我想这就是中国需要考虑与思考的问题。

或许是由于我们过去的发展水平尚不足达到摆脱制度性依附的条件，但如今我也看到越来越多“体制外”的奇迹在这片土地上发芽生根，或许距离鲁迅先生、陈寅恪先生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越来越近。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断地追忆那段历史，追忆那段时光的原因所在吧。